□王锡惠

　　“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家民族的危难激发了徐悲鸿的爱国心、民族情。他在国内外辛劳筹办各种画展活动，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为救助国难筹募款物。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说：“国家大难临头，每个人都应尽自己的义务，我要尽个人对国家的义务，所以想到南洋卖画，捐给国家”。

　　1938年10月，徐悲鸿携带毕生心血一千多幅作品，一路艰辛从广西到达香港，又从香港到新加坡举办个人画展。为了宣传抗日和让更多的华侨了解祖国沦陷的真实情况，悲鸿先生不惜付出很多精力和时间与各界华侨交往。在新加坡，华侨占当地居民的大部分。他们热爱祖国，都积极支持徐先生的筹赈画展。次年3月，徐悲鸿筹赈画展在新加坡开幕，参观画展的市民非常多，据说当时新加坡六十多万人口，有三万多人参观过徐悲鸿画展。到画展圆满落幕时，除非卖品外，徐悲鸿义卖的画作与纪念品一售而空。盘点收入，共筹得国币15398.95元，这在当时几乎是天文数字。经徐悲鸿提议，由星华筹赈总会全部寄交到广西，作为广西第五路军抗日阵亡将士遗孤抚养之用。他说：“无论流去我无数量的汗，总抵不得我们战士的一滴血，但是我如不流那些汗，我将更加难过”。这位对祖国满怀赤诚的艺术家，不仅自己分文未取，而且连路费也是自己负担的。

　　1940年11月，徐悲鸿结束印度讲学再次前往新加坡。这时，吉隆坡、槟榔屿、怡保三城市华侨都来邀请徐悲鸿前往举办筹赈画展，这使徐悲鸿非常激动。他顾不上休息便夜以继日工作起来。日日夜夜的辛劳煎熬，他病倒了，被迫在病床上躺下来。但是，一想起祖国艰苦的抗战，他眼前就时常出现那些被屠杀的同胞血肉横飞的惨状，那些被战争驱赶的难民流离失所的情景，他一刻也不能安宁，“必须尽快举办这三个画展！”他不断地在心里催促自己。在腰痛并未痊愈时，他不顾医生劝阻，顽强地从病床上爬起来，重新拿起画笔，继续投入紧张的创作中。1941年，在吉隆坡、槟榔屿、怡保三城市举办的徐悲鸿筹赈画展，受到当地人民和爱国华侨的热烈欢迎，盛况空前。在此期间，他还应约到各地演讲，大声疾呼，呼吁海外侨胞为国出力，许多华侨受到他爱国精神的感染，竞相认购画作，并以买到徐悲鸿的画为荣。悲鸿先生把三个画展筹得的巨额收入又全部捐献给了祖国。

　　徐悲鸿在南洋的抗战画展，影响扩大到了美国。吉隆坡等三城画展还未结束，美国援华总会就发来邀请，请徐悲鸿赴美举行画展。他在新加坡积极为赴美画展作准备，又开始不知疲倦地埋头作画了。然而，时局骤变，1941年11月底，悲鸿已将自己的画册、照片、展览会资料等全部寄往纽约，他的作品也已装箱，准备托运。12月7日清晨，日军偷袭了珍珠港，同时日军向新加坡进攻。新加坡猝不及防，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徐悲鸿连夜逃离新加坡，经海路至缅甸。当时交通十分困难，时间又急迫，他来不及携带全部作品，有四十幅油画遗留在新加坡一所华侨小学内。

　　新加坡陷落后，日军开始捕杀大批爱国华侨。徐悲鸿积极宣传抗日是尽人皆知的。那所小学恐因他的作品受到连累，不得已将这四十幅油画沉到一个井底，全部毁坏。这件事给徐悲鸿极其沉重的打击！因为那都是他油画中的精品，心血的结晶，竟毁于一旦。

　　徐悲鸿从缅甸进入云南边陲重镇保山，再到达昆明。在这个四季如春、风光秀丽的城市，他得到了暂时的休憩，疲惫的身心也因此得以舒缓。但每每念及正处于水深火热的人民和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徐悲鸿就寝食难安。于是，他又马不停蹄地开始筹办画展，将之前准备在美国展览和出售的画作全部移用于此次昆明的画展中，而画展所筹得的全部收入依然捐献祖国，以慰劳前方将士。

　　1938年底至1942年5月，徐悲鸿历尽艰辛在国内外举办了募捐义卖画展，把全部筹得画款都捐献给了祖国，救济了灾民。对此他说：战士为国不怕牺牲，我徐悲鸿只能用自己的画笔去战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