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克勤
历览前贤，痴情于无锡茶事三杰“二泉水、紫砂壶、阳羡茶”者不乏其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布衣骚客。古人论茶时常说的“水为茶之母”，讲的就是若无好水，茶味皆失的道理。最典型的是清代康熙、乾隆皇帝数次南巡，对惠山泉的名位颇有微词，但终因自唐代陆羽评为天下第二泉，历代总体认可，不是第一，亦为第二，虽皇帝也未能撼动。比起金山、虎跑、虎丘诸泉水，乾隆皇帝对惠山是比较偏爱的，加之听松庵有竹茶炉，有竹炉图卷，其吸引力就比其他地方的泉水大大增强了。
古人对惠泉水运送也十分讲究，清代黄卬《锡金识小录》记载，泉以罂瓶挈至远方，必取山中石子置其中，虽历久而味不败。盖石性坚重，能淀浊，理固如此。黄山谷《谢黄崇善寄惠泉》诗云：“锡谷寒泉撱石俱”。
惠山泉之所以名闻天下，还在于历代文人骚客品泉游玩题咏不绝，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众所周知，苏轼在这里留下“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的佳句。元代谢应芳在其诗《寄题无锡钱仲毅煮茗轩》中云“三百小团阳羡月，寻常新汲惠山泉”。谢的另外一首《答惠子及送泉书》诗云：“龙山只在片云间，不到山中四十年。多谢故人知渴想，瓦瓶封寄煮茶泉”。
明代文徵明有一首《煮茶》诗云：“绢封阳羡月，瓦缶惠山泉。至味心难忘，闲情手自煎。地炉残雪后，禅榻晚风前，为问贫陶谷，何如病玉川？”可见在古人的咏泉咏茶诗中早已将“阳羡茶”“惠山泉”作为最佳搭配。文徵明的“绢封阳羡月，瓦缶惠山泉。至味心难忘，闲情手自煎”，道出了他对惠山泉与阳羡茶的痴情留恋。
无锡茶事有別于他乡的另一个原因，大概就是名闻遐迩的惠山寺听松庵高僧“竹炉煮茶”的故事。据《无锡金匮县志》记载，明洪武二十八年即1395年，惠山寺听松庵高僧性海请湖州竹工编制了一个竹炉，以竹炉煮惠山泉泡茶，招待四方游赏的文人骚客。性海好友无锡画家王绂还应邀为之作《竹炉煮茶图》，并题诗。性海还请当时的文人名士题跋，特别请大学士王达撰写《竹炉记》，并装裱成《竹炉图咏》，与竹炉一起由听松庵收藏，一时传为美谈。
后因竹炉流失，无锡词人顾贞观重新为竹炉山房复制了一只竹炉，并撰写了《重制竹炉告成志喜甲子仲秋》一文。自此以后，惠山寺听松庵的竹炉成为无锡茶事乃至海内茶事的美丽佳话，为历代文人墨客所唱咏。
乾隆皇帝南巡至无锡，在惠山寺见了竹炉极为喜爱，反复观赏，并命苏州竹工仿制两只带回京城。乾隆青睐竹炉不仅在于外观，还从儒、道、释合一的文化层面进行参悟。茶、诗、禅一体，“胡独称惠山，诗禅遗古调。”（御制诗《仿惠山听松庵制竹炉成，诗以咏之》），乾隆甚至从中参悟到了生与灭的道理。乾隆喜爱竹炉山房，咏唱了像《汲惠泉烹竹炉歌》等好几首有关听松庵竹炉的诗歌。
我们再将视线回到文徵明《惠山茶会图》中茶桌上摆放着的茶壶、茶罐等，应该是紫砂器了。紫砂壶的兴盛应该在明代，尽管紫砂陶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宋，但只有自明代散茶的兴起以及撮泡法的流行，才能让实用功能好的紫砂壶真正流行起来，从工匠到文人雅士都先后加入到设计和制作中去。
明代的诗词绘画里都可以见到紫砂的影子。如文徵明“旋洗砂罐煮涧澌”、徐渭“紫砂新罐买宜兴”的诗句是最好的诠释。明代中期画家王问《煮茶图》里出现的放在竹炉上煮的紫砂提梁壶，与后来在南京中华门外马家山的明代司礼太监吴经墓出土的紫砂提梁壶非常相似。该壶高17.7厘米，口径7厘米。胎质近似缸胎，而质地较细，壶面有缸坛飞釉，球腹，腹下部稍敛，平底，弯流，流与腹衔接处贴塑四瓣柿蒂形纹饰；圆角四棱的提梁近似桥形，转折处为倭角，后部有一拴绳子小系。壶盖背面有简单的十字形筋。壶型严谨，做工规整。这是唯一有确切纪年可考的嘉靖早年的紫砂器。
行文至此，我们对文徵明《惠山茶会图》描述的情景中所披露的有关茶事三要素：惠山泉、阳羡茶、紫砂壶应该是没有异议了。明代以来，随着江南一带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随着不同利益阶层纷争的加剧，文人士大夫为了逃避纷争而归隐山林，孤居书斋茶室，他们放情于琴棋书画，钟爱品茗雅集，渐渐成为隐逸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文徵明的《惠山茶会图》确实是一道视觉盛宴，它忠实地记录了作者及朋友们惠山茶会的幽雅场景，也给后人留下无限遐想。
古人善饮茶，高士文人隐居山林，以品茶畅怀悦神，遣寂解忧；借茶事法自然，道心天地。这是江南古文化的一个鲜明特征，这个特征表现在生活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生活化之过程中，他们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生活样式，而是消遣生命滋养心灵的一种方式。
这样浸润着人本文化的江南方式横空出世就自带光环，成为江南文化的特有现象。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文人雅士，甚至商界巨贾都为之倾倒，顶礼膜拜没有消退。
千百年来，无锡茶事“三杰”，泉壶茶历久弥新，享誉海内外。泱泱华夏，九州之内寓泉、壶、茶茶事“三杰”于一地，恐怕难有他城。一座城池有如此灿烂的文化遗产，有如此深厚的文化积淀，是吾辈之福矣！若认真挖掘和重视文化遗产，大力推进文化旅游建设，无锡茶事“三杰”必将更加璀璨夺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