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红

　　新年岁初，原单位集邮协会陈荣根送来了我订的2020年全年邮票。我不禁感叹，原先有120多人集邮，而今只剩下21人了。想来现在人人有手机，有事即刻短信、微信，没人用笔写信了——邮票有何用？就剩下我们几个老人坚持集邮。

　　我正式集邮在20世纪80年代底。当时我的邮票来源，一是从信封上取票，二是在邮政局订票，三是朋友之间换票，四是亲朋好友知道我集邮而送票。

　　1986年春节回南京的火车上，邻座的一位男同志发现我包年历的牛皮纸上有一个外国邮戳，便征询我能否送给他。我见他态度诚恳，便大方地给了他。交谈中得知他和我马鞍山堂姐同在马钢工作。过了春节，他也寄给我一个首日封。现在想来，依然很感动这种文化交流。那时受他启发我也把国外邮件剪下邮戳收藏，但是后来才了解到邮戳要连带留下整个信封才更有收藏价值。

　　我还很庆幸我能够拥有80年代底到90年代中期的一些中外邮票。最难得的是1995年，堂兄给了我一整版“红军邮”、一枚四方联、一枚单张。现在拥有这种邮票的人不多，更不要说整版了。我经常和朋友品赏、交流、交换，乐在其中。

　　现在邮票走向市场化，但在我心里邮票是一种文化的载体，集邮是爱好，是给后人留下文化。也是这个理念支撑我坚持订了39年邮票。而且，明年继续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