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国
中国是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实的人民凝练出诗的魂魄，深厚的文化积淀出诗的骨骼。“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
古代知识分子是中国诗歌薪火相传的主要群体和核心力量。但写诗并非其终极价值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道德理想。他们怀抱宏大抱负走向社会，可特殊时代特定背景，让不少人政治受挫、理想落空，彼时，诗歌就成了他们与社会抗争的武器，与自己和解的心灵密码。
其间有不平而“鸣”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古往今来的读书人历来把自身发展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当报国无门、怀才不遇、命运多舛，注定成为一些志士仁人的宿命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发时代先声，为国家安危而歌，为百姓悲苦而吟。屈原出身贵族，入仕之初受国君楚怀王器重，被授予左徒的高位，后半生却被小人诽谤，被君主怀疑，空余报国之心，怎奈无力回天。目睹战乱年代，百姓遭受离难之苦，写下“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想到一生遭遇的诽谤，写下“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面对前路渺茫迷踪，人生彷徨苦恼，他依然不悔地写下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明代唐伯虎少年出仕，却因牵涉科考舞弊，被黜为浙藩小吏，深感冤屈和耻辱，他修炼一身本领，待价而沽，可最终伯乐难寻，潦倒落魄。他在《贫士吟》中叹道：“信是老天真戏我，无人来买扇头诗。湖上水田人不要，谁来买我画中山。”也许正是这沉重的打击，才成就了伟大的诗人。
晚清诗人龚自珍也是一个胸中块垒的愤青。他清醒地看到清王朝已经“日之将夕”，屡屡揭露时弊，触动时忌，遭到权贵的排挤和打击，仕途失意，政治主张破灭。这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处在“平生进退两颠簸”的境遇中。他向天公大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希望上天重新振作精神，不拘一格遴选有为人才，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穿越历史的时空，我们仿佛看到一个个胸怀安邦定国宏伟抱负而又时运不济、失落苦闷的士人形象。身处当今时代，我们依然能听到他们划破长空的“摇滚版”呐喊：“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如何才能找到我的梦？”
其间有不平而“吟”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仕途多舛，与其愤愤不平、无法释怀，不如逍遥人生、活在当下。这是中国古代文人的自我调节机制。
陶渊明生逢乱世，不喜官场尔虞我诈，“不为五斗米折腰”，回归田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展现了对山林隐居生活的无限向往与怡然陶醉；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以山水为亲，以明月为友，在消沉中找到了洒脱，在失意中寻到了诗意，其“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潇洒，为盛唐星空增添耀眼亮色。欧阳修带着一腔热血投身社会，做着兼济天下的梦，可现实给他重重一击，名誉受损，在被贬为滁州太守时，只能“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问我何所有，山中唯白云。只堪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吟风弄月，如此其愁得解，其情可悦，其乐陶陶，超凡脱俗，净化心性，遗世独立。这些场景如同现代歌曲中意象：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其间有不平而“静”
心若不动，风又奈何；你若不伤，岁月无恙。人最难把控的是自己的本心。狄更斯曾说：“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冷静、沉着。”安静是一种看似柔弱，却无声而强大的力量，是一种不强出头，却无畏无惧的风度。苏轼在千年之前已用行动做了最好的注脚。
古代诗人中有贬谪经历的不在少数，但若论贬得最远而心态最好的，苏轼首屈一指。苏轼沿着少年一战成名、中年坎坷多难、暮年惨不忍睹的命运不断滑落。任他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无论什么挫折，工作照干、小酒照喝、闲曲照哼，俨然一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雅士风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浪漫旷逸精神的典范。
苏轼43岁因“乌台诗案”入狱之后被贬黄州，57岁时被贬惠州，62岁被贬至儋州，一处更比一处远，最后的贬谪地儋州已经远在海南，在当时属于未开化的“荒蛮之地”。但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把“失意”活成了“诗意”。就如他在《定风波》中所言：“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面对困顿坎坷的境遇，他却如同凤凰一样，浴火重生。晚年时，他回首自己的一生，几起几落，失意坎坷，写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以旷达取代人生失意的哀愁，认为自己一生的功业，恰恰在被贬谪的三州。在64年的人生苦旅中，身处逆境，超然物外，他没有像屈原一样绝望投江，没有像陶渊明一样退隐山林，而是“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转化成当下流行歌曲中的一句便是：只有放过自己，我才能高飞！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对国家和民族而言，他们是心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担当精神的勇士；对社会而言，他们有着立己达人、悲天悯人的情怀；对自身而言，是严于律己、家国一体的道德楷模。他们身上所氤氲的“诗意”，因光芒万丈而泽被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