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锋、宋佳琳

　　技术治理不仅能够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且可以推动基层社会协调自身的治理行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应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技术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加强不同社会群体的沟通交流，凝聚社会共识，提高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以科技支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技术手段的初衷是服务社会，但也需要避免技术反噬治理。电子政务作为技术治理在信息时代的新表现，在提高政府管理和决策水平方面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技术的投入也使得民众对政府的依赖不断加强，其形成与强化带来了政府职能过重、行政成本过高、社会空间发育不足的矛盾，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必须达到的网格管理指标考核，既耗费了基层人员的工作精力又助长了形式主义的滋生。

　　建立技术治理的使用边界迫在眉睫，技术手段引入基层是为了民众更加方便地表达诉求，基层能够更快速地解决问题。但技术不是万能的，对基层任务的大包大揽会让技术凌驾于治理之上，过重的负荷反而消解了治理能力，所以既要看到技术治理对基层管理的支持，也要合理界定技术的功能及其边界，明确其应用的限度，应该让真正的民生问题进入技术系统，而对私利化、情绪化、历史遗留问题进行筛选和识别，留给基层更多的治理空间。

　　（作者均系北京工业大学北京社会管理研究基地研究人员，原载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