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A12版:太湖周刊

我在防疫“第一关”

  □松 林

  十月,作为市级机关第17批党员先锋队的一员,我奔赴防疫一线。火车站被称为进入无锡的“第一关”,巨大的客流为疫情防控增加了诸多压力。

  车站出口是我们防控的“主阵地”,24小时值守,每天4班,每班6小时。我负责旅客信息登记,主要针对三种人:一是来自中高风险地区、行程码显示带星号的,二是使用非智能手机无网络连接的老年人,三是不用手机的旅客。人不太多时,我会帮着填写登记表,尤其对老年乘客,一项项细细问清楚再填写。有时一下子涌过来很多人,我就把表格发给大家,告知填写要点,一起操作。三张长条桌不够用,有的就蹲在地上把表放在行李箱上写;有的夫妻两人,女的叫男的背过身去,把表格贴在男人背上填写……我一边帮忙填写一边招呼,还要回答问询,只觉四只手也不够用,说得口干舌燥。待一批批客人办完手续离去,稍感轻松,但只是片刻,又一大拨旅客潮涌过来。

  将近下午四点,人群中挤出一名妇女,背着大包裹,手上提了个纸箱,对着一旁的轨迹扫描码发愣,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我走过去问“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吗”,随手把她的大包裹卸下来。她擦了擦额头的汗,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告诉我,她是苗族人,手机不是智能手机,没办法扫行程码。

  “那就做登记吧,填个表格就行。”我说。

  “我不会写字,没上过学,大哥帮我填一下吧。”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行,没关系。请拿出身份证和火车票,我来写,你先坐下休息。”我递给她一瓶矿泉水。

  交谈中得知,她来自湖南,今年初跟着老乡来江阴璜塘的一家化妆品厂打工,这次是回老家看望生病的母亲,因为不认字,一路上碰到不少麻烦。我问她怎么没读书,她说家里穷,兄妹七个,自己是老二,除了老六、老七上过两年小学,其他都没上过学。我说你的孩子一定要上学呀,再困难也要想办法。她说家里有两个儿子,都在上初中,自己外出打工,就是为了能让孩子多上几年学。我帮她提了行李,乘自动扶梯送到一楼地面,望着她远去的背影,心生感慨,为了生计在外奔波,真不容易。

  十月,正是外出旅游的大好季节,但游客高密度集聚,疫情风险加大。那天我上大夜班,从零点至早晨六点。班前接到通知,从这个班开始队员必须穿防护服。连体的白色防护服,上身有个拉链,穿时先把两只脚伸进裤筒,再把两手伸入袖子,将拉链拉严实,然后把帽子拉戴上,穿好鞋套,外加面罩,再戴上医用橡胶手套,全身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从红马甲到“白盔甲”的转变,无声地表明了疫情防控形势的严峻。

  凌晨一点半左右,一对从银川来的老夫妻想出站。经仔细询问,他们近期去过内蒙古额济纳旗,但带了核酸报告。而当天的操作口径,凡是到过额济纳旗的旅客,不论有无核酸报告,一律转运到集中隔离点。不一会儿,陆续又有8人被查出去过额济纳旗,经过协商劝说后统一送隔离酒店,不让一丝风险扩散出去。

  又一个夜班,工作群里提醒:K359次列车上有两名密切接触者,凌晨四点左右到锡,转运车在南广场待命,当班人员要格外注意防护。凌晨的班次大多是绿皮火车,来自中西部地区,乘客多为打工者,往往需要我不厌其烦地教几遍,才能学会出示行程码。对于不善于操作手机的群体,我们应该付出更多的耐心和温暖。

  K359次列车晚点了,四点五十分才进无锡站。先锋队员全副武装,备好两套防护服,提前在月台等候。两名密接者占用一个独立车厢,与其他旅客分开出站,由专门通道送上转运车,按相关要求集中隔离。面对这些旅客,我们增加了接触风险,换言之,我们多担一份风险,身后的锡城市民就多一份保险,值得!

  清晨四点以后,进站列车增加,查验频度和强度越来越大,也是我们最饿最冷的时候。多想喝口热水呀,却又不敢喝,因为穿着防护服是没法上厕所的,脱了之后,这套防护服就没啥用了,所以再渴也忍着不喝水,坚持6小时不去卫生间。虽然身体不太好受,但与那些战疫一线的医生护士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抬头向外望了望,原本漆黑的天空已经渗进几许淡青色,秋冬时节天亮得晚一些,但是,黎明,就在眼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