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凤鸣

　　午后，我躺在大山的南坡上，享受着阳光的沐浴。天上大块的流云，仿佛一群群奔跑的山羊，不断地切割着光线，阳光像是被谁泼出来似的，一阵温热一阵凉爽，让人觉得不一般的惬意。部队进行营、连规模防御演习，在北坡的战壕里趴了一上午，肚子贴地吸满了凉气。吃过午饭，演习的间隙，我正好晒晒肚皮。

　　通讯员小王跑过来，老远就喊：文书，你不在战壕趴着，躺这儿做啥呢？让我好找。我对他笑笑：我晒书呢。小王四处望望，困惑地道：你又搞鬼不是，哪有书呀？我只见你白花花的大肚皮。我翻身坐起，从冲锋枪子弹袋中，抽出一本《世说新语》来，乐呵呵地指给他看：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

　　小王说，秀才，你那套鬼话俺听不懂。我解释道：西晋时有个叫郝隆的读书人，很有学问。七月七日别人晒被褥的时候，他就掀开肚皮，晒他的满腹诗书。我这是向他学习呢。小王“噗嗤”一声笑：文书，你就会胡扯。他从肩上卸下军用挎包，交给我：连长说，下午我们和五连进行连级进攻与防御对抗演习，他让你把这些空包弹给各排分发下去。连长让你仔细检查一下，里边千万不能夹杂了实弹。

　　我接下挎包，打开一看，里边用一张报纸，包了大约一个基数的空包弹。它们被整齐地码在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弹夹上。哦，忘了交待，空包弹就是只会喷火，没有弹头的子弹。我不敢怠慢，立刻回到战壕，将空包弹分发下去。离正式演习还有点时间，我顺手打开报纸读起来。忽然，一行黑体字映入眼帘：“十月，首都北京将举办全国首届书市。”天呀，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

　　这是1980年的秋天，一个趴在战壕里的士兵，得到了北京将举办全国首届书市的消息。九月底的一个周末，我特意穿上一身新军装，向连长请了假，到军人服务社取回存在那里的一百元钱，这几乎是我所有的家当了。我数着路边叶子金黄的小白杨，走了十五里路。在城中的银行向北京电汇了一百元钱，又到邮局买了张纪念邮票，投了封挂号信。那时候，军人寄信不用花钱，也不用邮票，盖上个军邮的三角小黑戳就可以了。但这一次事关重大，不能不“隆重”点。

　　我把钱和信都寄给了我的女同学，在北京良乡海司当兵的燕民。我告诉她，我太喜欢那些书了，请你按照我开的书单尽量帮我买齐。为了哄她帮忙，当然要在信里将她夸奖一番。她也确实是个能干的姑娘，彼时正集中精力准备报考军医学校。

　　虽然，我还有一些在北京的熟人，但我觉得燕民应该是最靠谱的一个。要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什么值得记忆的，托一位女兵去北京书市买书，应该是件最浪漫的事。

　　当时，我并不知道良乡离王府井的新华书店有多远，也不知道北京的全国首届书市会是怎样一个模样。后来才知道，燕民从远郊的良乡赶到城中心的王府井，要转几次公交车，要用掉两个多小时。新华书店里人山人海，很多购书人被挤掉了鞋子。当我跑到师部拿到一大包书的时候，我想不出以她那娇小的身躯，是怎样将它们扛到邮局的。

　　我搭乘了老乡的一辆毛驴车，将那捆图书拉回营房。气还没有喘匀，所有的书就被战友们瓜分了，只给我留下一本薄薄的《可爱的中国》。我赶紧声称，这些书，我是要捐给母校的，请兄弟们千万手下留情。当战友们晓得这些书是北京的一个小女兵在人海中“抢”来的时候，纷纷肃然起敬，不约而同地用报纸给书做了封皮。一个星期后，书还回来，没有一本有污迹、折痕。

　　晚上，我在煤油灯下，打开那本《可爱的中国》，仿佛看到了方志敏烈士的铮铮铁骨，听到他的慷慨陈词：“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稀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稀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噬刺口的苞粟和菜根……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的生命，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当时心灵的震撼，几十年后，还是那样的清晰明白。那一代共产党人，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们的初心，就像是一盏灯塔，指引着我们后人前进的航向。今天，我们已经享受小康生活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摸一摸自己的良心，是否还有方志敏那一代革命者的初心？

　　我没有食言，这批书最后只留下《三国演义》《高尔基论文学》《可爱的中国》，其余的捐给了我的母校，其中有一些是燕民贴钱买的。我想用它们弥补当年无书可读的缺憾，也激励后学的学弟学妹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读书。

　　几十年过去了，我又一次从江南回到母校。当年风华正茂的守边小兵，已是两鬓染霜的耳顺年纪。当年身轻如燕的美丽海军女兵，已经成了自称“老燕子”的祖母。我问燕民：还记得当年的北京书市吗？辛苦你了。燕民笑着回答：当然记得呀，那时，我们都很单纯，很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