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田田

　　今年是我外公王昆仑诞辰120周年。外公生前，从不允许亲朋给他过生日，为他祝寿。因为生于8月，他说8月1日就是他的生日。

　　老百姓嘴里的“王大爷”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外公于医院和家中养病。期间，我母亲王金陵忙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译著，我便陪同外公散步，当他的小拐杖；看他写书法，听他讲诗词，做他的小学生。

　　那个时候，每过一段时间，就有四季青公社的农民开着拉粪专用汽车来我们居住的院子里拉粪。离我们家门口不远处有口粪井，当我看到臭烘烘的拉粪车，就躲得远远的。外公却把农民请进来，一边招呼他们落座休息，让我倒水，一边向他们询问村里的情况。后来，这些农民大叔经常是嘴里喊着“王大爷在吗”，一脚已经踏进了我家的门。

　　原来，外公和粪车还有段故事呢！1955年外公主动请求从中央去地方工作，他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主管卫生和文化。当时公社生产队常用马车将城里居民的粪便运回乡村当作农肥。然而，拉车的牲畜走一路、拉一路，在街上留下一堆堆粪蛋子，既不卫生又影响市容。外公想了个主意，要求马车进城必须给牲畜套上马粪兜，这样一来，城市道路整洁了，马粪兜里的粪回到农村还可以积肥。

　　当时的北京有不少洼地，据说是建北京城时挖土烧砖留下的，每到夏季，形成杂草丛生的苇塘，混杂着垃圾、粪便和污水，其中又以朝阳门到安定门一带最为严重。1958年秋和1959年春，外公多次现场指导并参加劳动。经过几十天奋战，建成了面积达100多亩的两个人工湖，考虑到这是工人、机关干部、学生和街道群众等各界人士共同劳动修建的，青年又是主力，外公就给它们起名为“团结湖”和“青年湖”。

　　一张张发黄的旧照片中，胡同小巷的居民家有他的身影，张家湾农户的土炕上有他的身影，城子煤矿矿井下有他的身影，西单大街的清洁工中也有他的身影……他是老百姓嘴里的“王大爷”。

　　北大校园的热血青年

　　外公忙着工作，我忙着读书。还记得，当我手持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兴奋地向外公报喜时，他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正是在外公的影响和鼓励下，我报考了北京大学。 1917年，外公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期满后升入中文系，为了寻求救国之道，又转入哲学系。

　　我不无得意地对外公说：“您是咱们家第一位北大男生，我是第一位女生。” 外公摇了摇头：“第一位可不是你，是你的大姑婆王兰（外公的大姐），她不仅是咱们家的第一位，也是北大的第一位女生。”

　　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外公常常到时任校长的蔡元培先生的办公室请教。那时候北大还没有女生，有一次一位女生来北大找人，社会上就传说北大有女生，有些人说男女混杂，伤风败俗。但是蔡先生表示支持妇女进入高等学府。外公问蔡校长北大是否招收女生，并表示姐姐王兰很想进北大求学。蔡校长说：“她敢来吗？可以让她来试试。”就这样，大姑婆进入北大读书，后来又来了两位女生，开启了男女同校的新风尚。

　　外公以北大一年级学生会主席的身份参加了五四运动，并作为学生代表，在上海拜见了他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

　　1983年，外公因公赴上海期间，参观了孙中山故居纪念馆。1922年12月，正是在这里——香山路7号（原莫里哀路），作为一名向往革命而又不知道怎样革命的热血青年，外公拜谒了孙中山先生，请教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也是在这里，孙中山先生亲自介绍和批准他加入国民党。1933年春，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笼罩下，外公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举起右手，默念誓言。外公晚年回忆这一时刻时，激动地说：“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

　　此次南行，外公还顺道回了趟无锡，这是抗战前夕他离开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重返故乡。

　　无锡往事无锡情

　　外公祖籍无锡，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居住和工作在北京。记得有一次，亲朋从无锡带来了水蜜桃，外公格外高兴，和我母亲一道同客人讲起了无锡话。他拿着水蜜桃闻了又闻，自言自语地说，这是家乡的味道。随即又沉默下来，用手有节奏地、缓慢地拍着沙发扶手，望着远方，眼神变得深邃。2011年10月21日，我参加了无锡王昆仑故居重新修缮和塑像落成仪式，在参观万方楼时，似乎一下子读懂了当年外公的心情，他那眺望远方的目光里一定饱含了非常厚重的情感。

　　百年前，我的太公王心如在无锡鼋头渚别墅亲自嫁接、培育了太湖别墅水蜜桃，当时种植在齐眉路两侧。过了桃林，就是作为起居处所的方寸桃园，那是他希望颐养天年的世外桃源。可是，在那个社会动荡的年代，哪里有世外桃源呢？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外公在太湖别墅居住期间，潜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与当地进步青年畅谈，始终关注着中华民族的危亡。万方楼建成后，外公引用杜甫《登楼》诗句“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将小楼命名万方楼，表达忧国忧民的心境。

　　1935年8月，正值无锡水蜜桃成熟之时，外公借口品桃避暑，邀请南京读书会成员，来自上海、无锡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万方楼开会。在这次会议上，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决定在读书会的基础上，筹备“救国会”，确立了推动国共合作抗日的工作方向。

　　1932年，外公在无锡创办《人报》，发表了《问无锡青年》等文章，他大声疾呼：“敌兵在我们的邻境，炮舰布满了沿江，飞机在我们头上盘旋，不定哪一天被敌人占领了我们的田庐，残杀了我们的兄弟。我们该怎么办？”“今日之世界，需要怎样的中国，今日之中国，需要怎样的无锡，今日之无锡，又需要怎样的青年！”

　　重返故里的三天时间里，外公格外兴奋，当看到无锡伴随中国的腾飞而迅速发展时，他欣喜地题下“无锡在前进”。短短数字，饱含着浓厚的情感，今日之中国，今日之无锡，今日之青年，正是几十年前，他心中的憧憬啊！

　　外公晚年的时光里， 很少与我谈及他做过什么，也很少教导我该怎么做。我的小名铁妞是外公起的，妞是北京对小姑娘的称呼，为什么在前面加个“铁”呢？可能是因为他这一生，始终执着追求革命理想，始终保持着钢铁般的勇气和力量，正如他在诗中所写，“革命许身终不二”“怕经风雨不英雄”。

　　外公犹如一本厚重的书，每一次品味他的诗歌和论著，每一次参加纪念他的活动，每一次阅读他的传记和回忆文章时，特别是在参加2011年10月无锡举办的王昆仑故居重新修缮和塑像落成仪式上，在参与由民革中央宣传部主编、团结出版社出版的《王昆仑与太湖别墅》一书的资料收集和文章撰写过程中，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他人生的每个篇章，一次又一次地与他对话，一步又一步地走进他的内心。“纵思为党竭忠诚”“忠诚常怕负工农” ，是他的心声，也是他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