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春劼

　　《高湾史记》是一本带着浓浓乡愁创作的非虚构作品。

　　古代社会，有乡愁的人不多，因为众多民众受限于落后的交通与经济条件，行动半径有限；当今社会，有乡愁的“后浪”也日趋减少，因外出务工，他们在乡村没有长时段的生活，同村民交往不深入，对乡村了解有限，爱之不深。

　　乡愁感比较强烈的是那批曾在乡村生活过很多年，与左邻右舍在“一口锅”里挣工分而又背井离乡的文人。

　　阚乃庆，20世纪60年代出生于江苏省宝应县氾水乡海河大队高湾生产队，其父聪慧能干、人情练达，长期担任队长，母亲是乡村医生，乃庆本人与高湾37户人家有大量的交集。作为恢复高考后的全村第一个大学生，18岁来城市读大学、成家立业后，乃庆同高湾一直藕断丝连，那些他熟悉的乡里乡亲让他魂牵梦绕。

　　进入21世纪，东方大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巨变，千千万万的农民变成市民，乡村人口大流失的同时是乡村的衰落与破败，目睹此景，从乡村长大的乃庆，带着浓浓的乡愁，用优美的文字与清晰的影像，为即将消失的家乡立传，让高湾不至于在历史的长河中无迹可寻。

　　一

　　《高湾史记》主要聚焦近80年间家乡的变迁，梳理其间村庄的一些重要事件，如稻场仓库耕牛农具，曾是当时每个生产队的标配，“场，是高湾最重要的地方，也是唯一的公共场所。”每天早晨，高湾人上工前都要到场上来，队长布置任务分配工作，不时还在这里开会、放电影或演戏。收割季节，场上全是人，人们加班加点，趁天气好，脱粒晾晒。童年的乃庆跟随大伯晚上睡在场里的草屋看管粮食，在场上登台高歌。场，曾是乃庆与高湾人频繁光临的公共场域。可随着联产承包，重回个体生产，场，这一公共产品也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高湾的场先是变成一片荒地，近几年，几位老人出资在场上修了一座土地庙。高湾的场从红火到冷落的命运在全国具有普遍性，它背后折射着时代的脉动。

　　高湾位居运河边上，土地平整，可农民们一年忙到头，年终分配所得却不多，一般的只分到几元钱。收入最高的是高元华家，分到三百多元，他们夫妻两个加上四个能干的姑娘，还有一个特别吃苦耐劳的女婿，帮队里养了一头牛，农忙时还帮人耕田。

　　贫穷让高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在高湾人中，自私自利、忘乎所以的有之，横行霸道、迷信气力的有之，男盗女娼、不择手段的有之，兄弟不睦、一地鸡毛的有之，不友不孝、不与人来往的有之。常常为了几尺地、几棵树、一只鸡，甚至一次白眼、一句不好听的话，不管不顾，大动干戈，轻则骂上几句，严重的就会跳踉打斗，让年幼的我们心惊肉跳、噩梦连连。”

　　笔者与乃庆是同龄人，虽分属相邻省份，但《高湾史记》却让我心有戚戚，计划经济时期，我的家乡与高湾基本相同，从生产到分配，从经济到政治，包括那很不和谐的人际关系。这也足以表明《高湾史记》能以小见大，反映众多乡村的时代图景。只是我的家乡生存环境更为恶劣，部分田地离村庄较远，住房又在坝上，劳动强度较高湾要大得多。

　　二

　　高湾组拥有200多亩土地，古往今来，多少人赖以为生，无法统计。在高湾，乃庆结识了一大批曾与泥巴打交道的乡民，岁月嬗递中，他们的人生轨迹大不相同。

　　像乃庆这样通过高考跳出农门的有之，但屈指可数；借助当兵实现人生场景转换的也寥若晨星；更多的则是20世纪90年代工业化后弃农转工。文化不高的乡民们脱离熟悉的土地来到陌生的城市立足，都不顺利，他们吃了不少苦头，受过许多挫折。乃庆大弟乃高19岁来到扬州大华棉织厂当临时工，后企业破产，最后转行开出租车，现在公交公司；乃庆小弟乃峰中学毕业后先在宾馆做水工，很快转行学厨师，现在日本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正是改革开放，为这些与泥土打交道的农民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

　　如今留守高湾的只有十户人家，他们都是一些安土重迁的老人，随着他们生命的结束，高湾将不复存在。

　　高湾的消失是工业化城镇化的必然，是历史的进步，可对于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劳作过、熟悉这里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的人们来讲，还是有着不舍与悲伤。

　　实体的高湾终将不存于世，土地虽还在原址、仍有春播秋收，只是耕种者为外来的种田大户，原有的高湾人已四散八方，联系会越来越少；庆幸有了这本《高湾史记》，即使实体的高湾消失了，后人还可以从这本著作中，知道曾有这样一个地方，曾有一群人生于斯死于斯。高湾有幸，得益于乃庆的乡愁与妙笔，它可以在世间留下不灭的痕迹，而千千万万的村庄消失后却无迹可寻、无文字记载。

　　乃庆是本市一所高校的宣传部长，公务繁忙，但他总是挤出时间博览群书，他拥有极好的理性分析能力与广阔的学术视野，对现实对社会对人性深刻的思考，常见诸笔端，从而使这本《高湾史记》温度与深度兼备，文学与历史相融。这本“非虚构性”作品既有对现实的客观描述以及真人真事的口述实录，又有灵活的多叙事视角运用，它有史料性，也有可读性，值得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