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国家高新区发展研究院课题组

　　今年,总台春晚无锡分会场展示了无锡梅里和其他众多人文亮点，很好地宣传了无锡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但国内外很多媒体在宣传无锡有关人文景点时所表述的名称中，无锡市新吴区梅村（历史上的古梅里）常以“梅里古镇”的提法出现，由此引发了一些讨论。我们认为，用“梅里古都”代替“梅里古镇”的提法更具合理性。在江南地域的文化版图上，无锡梅村承载着三千年的文明密码。作为吴文化发源地与勾吴国都城所在地，“梅里古都”的提法是对历史真实的回归。本文将从历史起源、文化传承、考古实证、地域影响四个方面，揭示“梅里古都”称谓的深层合理性。

　　历史起源：王城规制奠定古都基因

　　三千多年前，泰伯率领周部族跨越长江，在梅里（今无锡梅村）开发了广大的江南地区，建立了勾吴国。《史记》中《吴太伯世家》明确记载：“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周武王克商后，分封周章为吴国君主，定都梅里，使其成为周王朝在江南地区的重要政治力量。

　　泰伯城的营建同样遵循周代王城规制。据《吴越春秋》记载，城垣“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城内设施也符合当时的都城营造标准。考古发现，商周时期梅里遗址规模超过同期江南土墩墓遗址，印证了文献中的记载。作为江南具备完整都城功能的城市，梅里奠定了吴地三千年城市文明的基础。

　　文化传承：文明熔炉彰显古都地位

　　梅里作为吴文化发源地，承载着中原文明与江南土著文化交融的独特进程。泰伯南奔不仅带来先进的青铜铸造等技术，还将《诗经》《周礼》体系引入江南。在梅里建立的“勾吴礼乐”体系，为江南地区礼制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近年来出土的西周青铜礼器，许多形制纹饰与中原周器高度一致，而陶器组合中保留的几何印纹陶传统，则见证了江南文明的发展历程。

　　这种文化交融在语言、习俗等领域留下深刻印记。语言学研究表明，吴方言中保留了大量上古汉语特征，如“侬”（你）、“汏”（洗）等词汇，正是受到了周人语言与百越土语融合的影响。泰伯庙会是无锡诸多庙会中最具历史渊源和社会影响力的庙会之一，重现周代“三献礼”祭祀仪轨，并于2014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作为吴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梅里的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带有都城礼制文化特征。

　　考古实证：都城遗存构建时空坐标

　　梅村地下的考古发现为古都定位提供了确凿证据。梅里遗址于2018年夏被发现，考古调查和勘探后，发现包含灰坑、灰沟在内，残余面积约6万平方米的遗迹，其中包含商周时期的建筑基址。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石器等器物，与史料记载相互印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手工业发展水平。

　　地面遗存更具说服力。始建于东汉永兴二年（公元154年）的泰伯庙，与勾吴国宗庙联系紧密。现存明清建筑群中，至德殿翘角飞檐、面阔五间，规制超过普通祠堂等级，大殿立柱直径与曲阜孔庙大成殿相当，显示出王都宗庙的非凡气度。2018年，无锡市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对伯渎河两岸施工区域进行了考古勘探，进一步证明伯渎河的历史渊源与文化价值，丰富的历史遗存证实了史书上有关漕运体系的记载。

　　地域影响：文明辐射确立古都格局

　　勾吴国在梅里建都的几百年间，形成了独特的文明辐射模式。青铜冶铸技术沿太湖水系传播，推动湖州毘山、苏州木渎等具有一定规模和功能的城邑形成；伯渎河漕运体系连接长江、太湖两大水系，使梅里成为江南最早的商贸枢纽。据史料记载，梅里已具有区域经济中心功能。

　　这种影响在文化地理层面更为深远。吴地特有的“尚武重文”传统，可见于泰伯“断发文身”的变革精神；“饭稻羹鱼”的农耕模式，发端于梅里平原的稻作农业；乃至江南园林“师法自然”的美学理念，都可追溯至勾吴国都城营建中的山水智慧。

　　正名之辩：从“古镇”到“古都”的认知跃升

　　“古镇”称谓虽能体现聚落形态，却难以体现梅里的文明高度。横向对比可见，同为春秋都城的曲阜（鲁国）、临淄（齐国）均以“古都”定位，而梅里的建城史远早于二者。纵向观察显示，梅里都城文化连续发展三千年没有断层，具有突出的延续性。

　　正名“古都”确有现实必要性。在长三角区域文旅融合发展背景下，准确的定位对重塑无锡文化坐标有积极意义。如果将梅里简化为普通的“江南小镇”，本质上是对其都城功能的抹杀，对吴地文化源头的否定。梅里的“古都”身份不仅是历史赋予的文化遗产，更是区域发展的战略资源，降格为“古镇”的短视行为，将导致文化价值、经济生态和社会认同的全面受损。“梅里古都”的称谓，是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深度诠释，也是对“何以中国”命题的吴地注脚。站在伯渎河畔，不仅要看见古镇风貌，更要读懂三千年前照亮江南文明的都城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