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妍妍 文 |

世间之事，往往身在此岸，百思不得其解，苦苦难以解脱；到达彼岸，却豁然开朗，心旷神怡。

赵焰的《彼岸》，就是这样一部穿梭于此岸和彼岸，讲述生死、生命、爱情、轮回的智慧之书。轻轻展读，宜心平气和；掩卷沉思，应宠辱皆忘。

故事在“我”的叙述中展开，不疾不徐，有条不紊。作者并未刻意交代“我”的身份：“我”就是智者，历经沧桑后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原其真实的面貌；“我”就是故事的亲历者、见证者，更是现在的讲述者。

故事的发生地是黄山脚下的小镇，清透灵秀如水墨画一般的所在，却有着不同寻常的传奇。作者巧妙地架构两条并行且交叉的叙述线索：“我”的回忆中小玉及其身边小镇众人的故事；小玉的回忆中祖辈的革命故事。最后，两条线索归为一处：“我”已来到彼岸，揭示两个相互关联的故事的结局，令人唏嘘。看似繁复的结构，作者轻松驾驭，让“我”像信鸽一样，在此岸与彼岸之间来回往复，却繁而不乱。两个时空的身份、角色转换无缝对接、浑然天成，不得不让人叹服作者臻于化境的写作技巧。

《彼岸》的文本意义是整本书的灵魂。正如序言所说，“生命不仅仅是活着，它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存在，以文字存在的世界，终究为心灵吸收，会活在一个不老的时空里”。他正是以文字的方式，将黄山下的小镇，镌刻成永恒，个中三昧，每个人都会以各自的方式来参透。小玉的死，作者反复提及，足以见得这个核心人物在“我”心中分量之重，乃至对“我”整个人生轨迹的影响。小玉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小镇少年的领袖，在“我”的心目中犹如神一般的存在，小玉的第一次出现让他念念不忘：“那是一双回力牌白球鞋，有点旧，但显得整洁干净……”以至于“很多年后的一天，当我以一种竭力回望的方式构思这篇小说时，我梦见白球鞋一步一步走向我，向我微笑，并且走向我的脚，与之合为一体”。就是怀着这样仰慕的心情，“我”很有幸成为了小玉的玩伴，走入他的生活。

然而女孩小芙的加入，使得小玉逐渐冷落了“我”，“我”甚至为了得到小玉的青睐去图书馆偷书。正是这一事件的爆发，间接导致了小芙母亲李玉茹的死亡，从而产生蝴蝶效应：小玉为了帮助小芙承担家庭负担，铤而走险，上黄山打劫，走上了不归路。

这一事件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小玉出身于革命家庭，外婆是英雄母亲洪春花，根正苗红，小玉从小就受到同龄人的追捧和敬仰。而“我”的父亲却是右派，终日生活在父亲病弱、母亲身负压力的压抑家庭氛围中，小芙更是因母亲与身在台湾的叛党分子陶大文之间的牵连，遭受非人的磨难以至自寻短见。在这样的时代洪流中，众人的命运是难以把握的。正因如此，小玉是他们的希望所在，这样一个英雄的小玉，却以不光彩的方式消逝，对于“我”，对于小镇，都是震撼的、难以忘怀的。

时间的河流，奔涌向前，小玉的悲剧，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涟漪。对于他个人言，虽是无可挽回的毁灭，旁观者也只能给予同情和怜悯。

而另一条线索，通过小玉的回忆，延伸到更远的过去，讲述了抗战时期，活跃在黄山的游击队的故事。游击队的总指挥黄源，小玉的外婆洪春花、外公王麻子，小玉的武功师父汪家传、周老五，以及代兄受过成为革命烈士的陶小武，和他的哥哥叛徒陶大文，他们在血雨腥风的年代，演绎了错综复杂、爱恨交织的故事。

黄源曾是上海同济大学的学生，加入了上海中共锄奸团。在谭家桥战役中被俘，坚贞不屈，身受重伤。侥幸逃脱后被乡民所救，从此留在皖南山区，凭着一腔爱国赤诚坚持十年革命斗争。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们个人的爱情、亲情，似乎都是可以置之脑后的，甚至在被敌人包围时，为了整个队伍安全突围，黄源宁愿放弃自己才出生不久的亲生骨肉。“黄源急了，说他们俩不能跟着，暴露了目标，游击队都得完蛋，说完就要举起手中的枪”。在被及时阻止后，“黄源呆呆地站着，像一根朽木一样一动不动，眼中的泪水像雨一样披下来”。通过周老五对“我”的讲述，真实地塑造了黄源血肉丰满的形象，他不仅是一个坚毅的领导者、革命者，更是一位父亲。

在小玉撰写的稿子中，更是体现出外婆洪春花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她说出了黄源和洪春花认识的过程，在叙述的过程中，“她甚至呈现出一种很奇怪的表情，有些羞赧，也有些恍惚”。在他们相处的时候，除了革命友谊之外，更有一种莫名的情愫在潜滋暗长。命运的安排，却让洪春花嫁给了王麻子。

历史在回忆里真实地再现，生命也在般若性的文字里升华。此岸所有的未知，在彼岸得以解密。

《彼岸》，赵焰 著，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