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迅 文 |

　　王安忆长篇小说《考工记》讲述的故事很简单，上海南市一座古宅中出身的“小开”陈书玉，从抗战末期由重庆的大学潜回家中开始，直到文革结束社会恢复稳定大半生的平凡生活经历。主人公和朋友合办过杂志、合开过小店，后来成为一名小学教员，直至退休。迭经中国社会多个历史节点，他的人生都因默默无闻、夹紧尾巴做人而波澜不惊。他早年的玩伴们也随着大时代的变迁各自起落：有的参加革命成为干部，为了讳言早年的阶级出身而与他们避而不见，有的从资方少爷下沉为郊县的农民，有的则远离上海去了香港。古宅因战乱逃难而人去楼空、解放后归公开设街道小厂、落实政策发还原主，终于屋斜顶漏而岌岌可危，主人公大半生居住在这座颇有来历的古宅中，但对于古宅本身却近乎一无所知。他早年的玩伴、原木器行“小开”大虞对古宅非凡的身价知心知意，晚年本意主持修缮古宅，却没有来得及措手而悄然去世。

　　对于社会，主人公是如此谨小慎微，因为被时代所裹挟，他甚至也略微有些懂得迎合。对于人性本身，他的人生更多的是顺从，是克制，是忍受。除了切实可行且极其孤立的友情，他甚至没有爱情。他退休的那一天：“按照惯例，胸前别了大红绸缎花朵，敲锣打鼓送他回家。队伍到了引线弄，看见那壁风火墙，他便无论如何不让继续进了。看着他的背影在窄巷中越走越远，孑然一身，人们发现，对于这个共事多年的身边人，错过了许多了解的机会，谁知道他经历过或者正经历着什么呢？”时代洪流里的每一个平凡人生，哪一个不是如此卑微得如同春梦了无痕，又有哪一个不是如此孤独得形同游魂呢？

　　王安忆的小说总在讲述大时代里的小命运，也讲大动荡之中的小苟且。小苟且并不犯什么错呀，每个平常的人，可不只能是如此苟且着吗？因此她的小说往往没有剧烈的冲突，甚至没有集中的故事，有的只是细节，这些貌似琐屑的细节却构成了一个整体的、更为宏大的故事，让读者看到那躁动不安、扭曲演进中的特殊社会阶段。这或许也是王安忆小说的一个特点。也许有人会认为是一个缺点，认为小说的结构不很结实，我认为这是一个优点，一种臻于化境的无招胜于有招。作家只是在编结很多“事实”，她不给你概念化的东西，甚至不讲述戏剧化的故事冲突，只是以日常在表现无意义的生活。这种写作是了不起的，其价值不仅仅在于小说拒绝了集体性的记忆，它的高级之处更在于，小说以个体记忆成功表现出了时代命题。

　　《考工记》语言的韵律感、跳跃性，使整篇小说甚至成为了一首诗。小说写到有诗的质感，实在是高级。从短篇小说《乡关处处》开始，王安忆小说的语言就带有神性。这样灵动精致、无可比拟的语言特色，在小说写作中不容易见得到。作家与文字已经合体，这样的文字是从作家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是从作家肌体里面生长出来的，文字与文字之间也是血脉相连着的，这是大部分作家可望不可即的地方。

　　王安忆是严格的写实主义作家，她强调小说故事与人物内在的逻辑，强调生活事实的合理性，强调细节的真实。这就如同王安忆本人一再提及的例子：《断背山》的作者、美国作家安妮·普鲁克斯要花很多时间去调查，以确认“我所描写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可以有一对白人牧童看护牧群，这一点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这其实限制了作家很多虚构的可能性，但是一个严谨的作家，一个具有国际影响也必将拥有后世影响的作家，作出这种牺牲是值得的。好的小说应该比现实更具真实感，并且高于现实之上。而当代小说，很多所谓后现代后先锋恰恰过分强调了文学主张、文学风格或过度急于表达某种思想内涵，而忽略了生活内在逻辑的合理性与可能性，致使很多作品根本站不住脚。可以预见，王安忆的小说除了文学本身的价值外，在日后必定还具有史志意义上的价值，一定会成为后人分析现今社会的生动例证。都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谁说不是呢，可很多小说肯定达不到这个高度。王安忆的小说，是完全够格的。

　　如果说缺憾，我以为结尾有点潦草，有点漫不经心。这似乎是王安忆长篇小说的一个惯性，如《长恨歌》的结尾。王安忆并不是力气不足的作家，她的文气特别充沛特别悠长，可是在几个长篇都出现这一现象，这可能跟她对开头、中段特别精心有关。也可能跟她小说的整体风格有关，因此结尾如何处理已经并不重要，或者说这样的小说也只能是这样来煞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