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建骅 文 |

　　在老屋西房的墙壁上，挂着一盏经年的马灯，虽已锈迹斑斑，但谁也不愿丢了，因为这是爷爷用过的遗物，是一种物证，更是一种念想。

　　那时，爷爷在村上小学做教师。那时学校都有晚办公制度，晚饭后，爷爷就会点上马灯，去学校办公。那个年代，乡村不通电，巷道里没有路灯，外面漆黑一片，窄小弯曲的村路、巷道全是泥土的，夜晚行走，没有灯光是万万不行的。

　　到了学校，爷爷就在马灯微弱的光亮下办公，有时我们也会背着书包与爷爷一起去学校在马灯下学习做作业，等我们作业做完了，爷爷的办公桌上已堆满了批改过的作业本。于是，我又拿出喜欢的小人书看，这时，办公室里没有一点声音，只听到马灯火焰哔哔剥剥的微音和爷爷批改作业时笔尖“喳喳”的声音。

　　那年代，农村文化人凤毛麟角，村上一切有关文化、文字方面的事务，像替村民写家信，写上梁对联、春联，给民间写契约等，大小一股脑事儿都离不开学校。学校人手少，正好爷爷能写会画，毛笔字、钢笔字写得特别的好，常有村民请他帮忙，他也热心于村上、村民们的各种事务。白天要上班教学，这些事儿都是安排在课余和晚上，马灯成了他夜晚出行的必备工具，是他走夜路的帮手。

　　那时，晚上常有乡下人家请他给写家信。一次晚上，他被一村民请去给远在边疆当兵的儿子写信。一封家信，家长里短，信息量大，要写好长时间，爷爷总是不厌其烦，内容写全面，给家人传递心声，给远方的亲人送去思念与嘱托。那时，村上凡是请爷爷写信的，不管他工作多忙，他从不拒绝人家，他总是说：“人家有困难才找你，帮人家做点事是应该的。”爷爷每次出去，等办完事拎着马灯回来常常是子夜时分了。

　　那时的学校属于村办乡管，为了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扫除农村文盲，上面号召各村举办农民扫盲识字班，具体工作由学校负责，爷爷是校长，便主动承担了这副担子。

　　他每天上午把课调好上完，下午着小黑板，带着教本和粉笔，来到田头，趁着村民劳动歇晌的间隙，进行扫盲识字教学，无论严寒酷暑。有个别社员因事不能参加学习，他就利用晚上的时间，着马灯，带着教材，登门补课，无一例外。

　　那时，我们还小，每天晚饭后，知道爷爷要出去了，我们便主动站上凳子，帮爷爷拎下挂在中柱上的马灯，爷爷便翘开灯罩，点亮了，拎着马灯走向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我们村子居住分散，是由三四个小“舍”组成的，舍与舍之间还隔着农田。每晚，爷爷就是着马灯，沿着巷道和田埂从这家到那家，给缺课的社员补课，风雨无阻。一晚又一晚，一年又一年。马灯的光亮，照亮了乡村的巷道与田埂，也照亮了村民们的心。因为爷爷长期坚持在扫盲线上，村民们从“睁眼瞎”的文盲，变成了能读书报、写家信的“明白人”，也因为他出色的扫盲工作，受到了省市县各级的通报表彰奖励。

　　那时，爷爷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收拾马灯，擦灯罩，每次爷爷擦灯罩，我们都喜欢蹲在一旁观看。只见爷爷拎起马灯上面的盖儿，取下灯罩，对着哈口气，然后用废报纸里外擦，把灯罩擦得光亮透明，再安好。拧开油箱盖，用柴草测一测灯里的油足不足，晚上够不够用。揩拭灰尘，把马灯收拾得干干净净，似乎在做好出发前的准备，生怕晚上马灯半途中“熄火罢工”。

　　听爷爷讲过，一次被一家请去写契约，事情办好后，爷爷拎着马灯往回走，那天风大，马灯被吹熄了，他只得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回摸，还撞了墙，摔了跤，到家时已是深夜时分。他给我们讲这些时，只是笑了笑，似乎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似的。是啊，爷爷总是热心于村民们的各种事务，即使苦着累着也乐意。也因此，他在周围百姓中有着极好的口碑，村民无不敬重他。

　　马灯，跟随了爷爷一辈子，它是爷爷走夜路的眼睛，也见证着爷爷倾心教育事业、服务于村民的辛劳与欢乐。

　　现在乡村条件好了，条条乡路都铺上了水泥、柏油，夜晚路灯高照，明如白昼。马灯，成为了时代的记忆。今天，当我看到这盏灯，就会想起爷爷。有了它，我在前行的夜路上就不会迷失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