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时满 文 |

　　夏日的记忆，总会不由自主地飘回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暑假，那段做“鸭司令”的岁月，艰苦却闪着暖光。

　　那时我十二三岁，正是浑身精力没处使的年纪，上树掏鸟窝、下河摸鱼虾是家常便饭。家乡坐落在长江边，就是那部《渡江侦察记》里描述的水乡，河网如织，最适合饲养家禽，尤其是鸭子。每年暑假还没到，父亲就会提前盘算着养一槽肉鸭——约莫三四百只。这个“槽”字的量词，许是带着乡土气息的地方俗语，无从考证。父亲美其名曰“劳逸结合”，实则是怕我与小伙伴们在外面惹是生非，更深层的，是想给拮据的家添份收入。家中两位年长的哥哥已能为父母分担体力活，这份相对轻松的放鸭活计，便成了我逃不掉的“暑假工”。

　　阳历六月底，父亲会从邻镇的焐坊把毛茸茸的小鸭子买回家。他在靠近水边的空地上铲出一道缓坡，用芦席圈起半亩地，搭成个简易的水陆两栖鸭棚。刚到家的小鸭子黄澄澄的，圆滚滚的身子像团绒球，若是现在的孩子见了，定会当宠物捧在手心。可在我们那会儿，它们是浩浩荡荡的“集团军”，调皮又难伺候。

　　小鸭子有个让人头疼的习性：吃饱了烀熟的麦粒，就爱挤成一团睡觉。盛夏本就溽热潮湿，几百只小家伙扎堆的地方，温度蹭蹭往上涨，手伸进去都烫得立马缩回来。稍不留神，里头的小东西就会变成“北京烤鸭”，还会在慌乱中互相踩踏受伤。为此，母亲除了白天忙前忙后，晚上几乎整夜合不上眼，就守在鸭棚边的小马扎上。每隔十来分钟，就得借着昏暗的煤油灯光，轻轻把扎堆的小鸭子扒拉开，让它们透透气、散散热。灯光下，母亲摇着蒲扇的身影伴着鸭雏细碎的啾鸣声，成了那些年夏天最初的印记，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里。

　　鸭子最爱的是活食，房前屋后挖的几条蚯蚓，对这“大兵团”来说不过是塞牙缝的零嘴。烀熟的麦子只能管饱，要让它们长膘，还得靠父亲的“秘密武器”。父亲白天在田里犁田打耙，累得直不起腰，可凌晨三四点天还没亮，我们还在露天蚊帐里熟睡时，他就悄悄地推亮了手电筒，挑着粪桶，挎着竹滤箕，挨家挨户去农家的粪坑捞厕蛆。那些白胖的蛆虫是鸭子们的美味佳肴。父亲每日都能收获满满两大桶，回来时，头发上还沾着蜘蛛网，颈项间的毛巾早已被汗水浸透。“七月蛆似油，八月鸭如球”，父亲总念叨着这句老话。“双抢”时节，家里一群嗷嗷待哺的鸭子乱作一团，这份辛劳，我笔力难述，只觉眼眶发热。而这“粪—蛆—鸭”的循环里，藏着中国底层农民朴素的生存智慧，在烟火人间里自然流转。

　　半个月后，我的暑假作业刚画上句号，田野里双季早稻开镰的声响就传了过来，这是呼唤我带着“鸭部队”进入“主战区”的号角。再不出去放鸭，这群“吃货”的口粮就要让本不富裕的家更加入不敷出了。于是，一顶草帽，一支结着破扇的长篙，一只小小的月牙船，伴我开始了“鸭司令”的生涯。“手把长篙水上飘，三百麻鸭伴吹箫”，当年的日记里曾有这样的记述。

　　那时的稻子脱粒全靠打谷桶在田间移动，人工摔打间，谷粒会撒落一些在地里，再加上分田到户后，小孩子们帮着收割时遗漏的稻穗，成了鸭群的天然粮仓。大人们沉浸在丰收的喜悦里，无暇顾及这些细碎。我的“鸭部队”总能精准找到散落的谷粒，还有草丛里的夏虫和田鸡，吃得像单田芳老先生评书中说的“沟满濠平”。待它们吃饱喝足，我便把它们赶进附近的池塘，看着它们在水里扑腾嬉戏，自己则在田埂小憩，也会趁闲帮田间的大爷大妈捆草、扎垛，混个好人缘。一个星期下来，整天泡在水里的脚丫子泡得发白发烂，父亲就找来端午时用粽子水浸泡的明矾剂给我擦拭，钻心的疼劲儿还没过去，第二天又早早赶着鸭子出发。日子在鸭群的嘎嘎声里溜走，鸭子渐渐长肥了，我也被晒得黝黑，成了地地道道的“鸭司令”。

　　待到单季稻、晚稻收割时，因种油菜或麦子需要，田里的水早已放干。终于能穿上鞋子下地，脚丫子才算松了口气。广袤的田野里，秋日的白云下，一群羽翼丰满的大麻鸭随着我的口琴声奔向天边，好不惬意与自豪。一季辛劳过去，毛茸茸的鸭宝宝化成了沉甸甸的钱袋子，几年后家里的茅草屋也换成了漂亮的两层大楼房，成了那时村里人人称羡的样板房，这里面，自然也有我这个“鸭司令”的一份辛劳。

　　后来，家乡的土壤被发现更适合种经济作物棉花，稻田渐渐变成了棉田，养鸭放鸭的天地慢慢消失了。我也到外地上了高中，鸭棚里的夏夜、田埂上的足迹，都封存在了记忆里。如今空调房的凉风再舒适，也吹不散那些带着稻香、鸭鸣和父母汗水的旧时光。它们被岁月酿成了酒，越品越有滋味，在每个燥热的夏日里，悄悄温润着我的心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