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佑林 文 |

　　双亲离开我已二十多年了，我也二十多年叫他们，没人应答了。想他们时，我总要站在二老遗像前，行三鞠躬，然后和他们聊聊家常。

　　我老家喊父亲叫“伯”，称母亲为“姆”。家乡人发音口气较重，不管二声、三声，读出的都是四声。我喊“姆”时总是很亢奋，母亲老远听到这声“姆”，便知是我喊她，她总是面带微笑地应答我。

　　对母亲而言，那一声声稚嫩的叫喊，是她生命的烛光。长大后，尽管“姆、姆”的声音变得粗犷，但母亲仍十分钟爱，可她能听到的叫喊，却越来越少，因为我很早离开母亲到外地闯荡生活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电话还是稀缺货。没有电话，就写书信，想多喊一声那熟悉的“姆”，母亲却离我渐渐远去了，直至她的离去。

　　我始终铭记着母亲看我时的那一脸笑容。目光慈善、会心舒展，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笑，浸透着一个干净明亮的心灵。母亲的头发早早花白，要追根到她四十岁。四十岁前后，是母亲一生最艰难的时刻，疾病、丧子、饥饿……家里的所有不幸，几乎同时向她袭来，让一向坚强的母亲，几乎到了崩溃边缘。

　　灾难肆意的折磨，让当时的母亲想死的心都有了。正当她伤心欲绝时，幸运之神给了母亲又一惊喜：她生下了我。可是在我降临前，有谁能体谅到一年半内走掉三个孩子母亲的心境呢？个中辛酸，也许只有母亲一个人知道。

　　尽管母亲离开我20多年了，但那年与母亲最后一面的场景，仍像是发生在昨天。当时还在部队工作的我，部队要到野外驻训，我得按时赶回军营。从家里到镇上，不到两公里的路程，我们母子却走了一个多小时，因为中风原因，母亲走路时，一条腿明显乏力，但她坚持一定要送我。我搀着母亲，母亲扯着我的手，一刻没有松开。那种依依不舍，让我久久难以忘怀。可是有谁想到，这竟是我们母子的诀别。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看到汽车到站了，母亲有一种莫名的惊慌，拉我的手越来越紧，生怕我离开她。我要上车了，母亲突然抱紧我，她放声大哭了，枯瘦的手依旧那么有力，全然不顾被风吹乱贴在她前额上的华发。

　　汽车终究要启程了。二姐搀着母亲一跛一跛地跟在汽车后面跑了一段，直到母亲没力气跑了，她瘫坐在地上，双手仍拼命向我挥舞。我不忍母亲用这种方式向我道别，泪如泉涌，心疼母亲。就这一个车窗的距离，让我们母子从此阴阳相隔。四个月后，家里突然打来电报，说母亲走了。

　　我永远忘不了与母亲离别时母亲那凄悲的泪光，不能忘记她那喊哑的唤儿声。也许母亲有预感，这是我们母子的最后一面，可母亲并没有说出。从内心，母亲是多么割舍不下我啊！一个车窗的距离，就这么短，它却在我们母子间筑起了一道墙。

　　父母在，不管你是30岁还是60岁，都觉得死亡太过遥远。父母一旦离去，你一下子就明白了生命的短暂，一下子成了没有父母兜底的孤儿。

　　是啊！小时候，因顽皮让母亲劳心的事真是不少。本来庄稼活就很忙的母亲，有时不得不放下手中的活，处理我惹的“祸”，她经常领着我向人家“赔不是”，然后，家长里短数落我。有时，遇到母亲正烦心，她恼怒了，给一顿教训肯定跑不了。轻则挨骂，重则挨打。母亲的“家法”就是棍子，她的棍子从来不认轻重，劈头盖脸上来就是打。打完，她解气了，我们才得以解放。对母亲的打，我有一个绝招：笑。她看我一脸笑，怒气的声调一下子降了八度。毕竟伸手不打笑脸人。但有时这招也失灵。她一定要追打我，那就得老老实实就范，让她解气。否则，气不解，那顿“棍子肉”还得上。想想当时，一次次与母亲嬉皮笑脸的躲闪，现在想，如果还有母亲追打我该有多好啊！真想再做一回孩子！

　　老舍说：“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

　　父母给予我们生命的起点，却无法陪伴我们走向人生的终点，这是何等的寂寥和悲伤！

　　二十三年前，母亲去世。打那以来，我经常在梦中遇到母亲，梦里惊醒，我依然清晰记得，母亲走路风风火火的样子，她走路像当红军的外公，常年行军打仗，练就一副铁脚板，走路健步如飞，我拼命追赶，却怎么也赶不上，想说几句话，但前面的人好像听不见一样，越来越模糊……等我回头一看，发现身后的路一片漆黑，我恍似迷失方向的小孩，找不着回家的路，落寞、彷徨、悲伤、恐惧和无助。

　　母亲下葬那天，我历经火车一天两夜的站立，精神极度困乏，当我一身戎装出现在家门口，全村人的目光都投向我。看来家里的一切均已备好，只等我回来出殡。我跟随长长的出殡队伍，来到一个三米见方的墓穴前，看到乡亲们将一锹锹泥土撒向棺木，道士在一旁念念有词地给母亲升文。随着鞭炮冉冉升起的硝烟，我泪流满面地呜咽：“姆呀！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姆呀……”

　　“母亲生我时，剪断的是血肉的脐带，这是我生命的悲壮；但母亲升天时，剪断的是我情感的脐带，这是我生命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