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推进，我国养老产业逐步发展，一些新型养老模式，比如“抱团”养老、“旅行”养老、“旅居”养老、“兴趣”养老等开始进入公众视野。

　　应当看到，这些新型养老模式的出现，不失为解决当前日益严峻的养老问题的新的有益尝试。然而，由于尚未规范性、规模化，这些新型养老模式也暴露出不少问题。

　　新型养老模式兴起

　　曾经有一部讲述日本7位老奶奶“抱团”养老的短片在网上很火。这样新鲜的养老方式已在我国不少地方慢慢出现。就在去年，“5位单身姐姐的养老之家”的话题一度冲上微博热搜。很多网友羡慕不已，并希望自己将来也这样“抱团”养老。

　　然而，与此同时，“抱团”养老似乎也没有看上去那么完美。“亲姐妹抱团养老，4年后却变成了仇人”“5位阿姨抱团养老才两个月就散伙”等消息也屡见报端。

　　全国老龄法律论坛秘书长陈洪忠指出，“缺少有效监督的居家养老会触发社会问题不断出现，”包括所谓的“抱团”养老、“同居”养老、“互助式”养老、“搭伴”养老等新型养老模式在内，养老必须规范化、专业化并可监督。

　　立法呈分散性特点

　　应当看到，我国老龄法制建设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淀，目前已取得初步成果。立法方面，除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外，国务院及其部委以及地方也制定了规章及其他一系列规范性文件。

　　但在陈洪忠看来，部门和地方立法的频繁出台以及国家政策性文件的不断颁布，也使得相关老龄立法呈现出分散性的特点，由此也造成对老年人保护的体系化与科学性的不足。

　　“应当通过立法协调发展养老保障三大支柱，鼓励私人养老金发展。”陈洪忠建议，用立法建设落实长期照护保障制度，完善长期照护制度体系构建，加强照护服务品质监管。规范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行为，引导老年人养老观念的解放。促进市场的专业化服务，发展老年人互助养老。

　　立法完善监管机制

　　“新型养老模式在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财产权、隐私权、婚姻家庭等方面的问题，因此，亟须立法来界定权利义务关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刘建指出。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龄法律分会常务理事郑翔认为，从法律制度层面来看，要使新型养老模式在基层得以真正落实，首要的就是在立法中完善相关新型养老服务的激励机制。郑翔指出，应明确产业扶持措施，要求增加对养老服务的投入，并在财政、税费、土地、融资等方面形成规范措施，鼓励、扶持社会力量提供养老服务，加强养老服务队伍建设。

　　与此同时，郑翔认为，应通过立法完善养老服务质量监管机制，规范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将监管对象扩展到物业管理公司、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等。（老年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