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琦 文 |

　　年轻时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支边。

　　1974年1月19日上午，我正在宿舍里看书，徐连长走进来对我说：小曹，给你个任务，收拾一下东西，马上回家。

　　我愣了一下，1973年春节我是回杭州过的，今年就不打算回去了，再说今天已经是年廿七了。我正想说话，徐连长压低声音说：小王可能又犯病了，闹着要回家，现在人都走光了，只有你送他回家了。你不能告诉他是送他回家，就说是作伴回家。

　　我恍然大悟。小王原是北京郊区的知青，比我小一岁，人瘦瘦的、高高的。他刚到北大荒时，由于不适应环境，精神上出了点问题，后来痊愈以后，连队想让他病退回城，他又坚决不干，非要留在连队。平时工作也比较宽松。他本来是不打算回家过年的，后来见同伴们都走了，突然又提出要回去了，已经闹了两天，可单独让他走，连队又不放心，于是，徐连长让我送他回去，而且再三叮嘱，一定要送到家。

　　有人私下对我说，这可不是好差使，万一路上发病，你一个人怎么办？当时也许年轻，我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些风险，5分钟整理完旅行袋，又去会计那里预领了50元钱（是给小王买车票的费用），然后坐上连队派出的手扶拖拉机，赶往50里外的团部。当时是摄氏零下二十七八度，还飘着雪花，真冷啊！到了团部以后，我带着小王直冲团军务股，军务股的黄参谋早就接到徐连长的电话，提前给我开了两张通行证。我们在团部招待所吃了午饭，坐上1点钟的班车，在晚7点左右赶到佳木斯火车站。我让小王管行李，自己去买车票。我给小王买了佳木斯直达天津的29次快车，自己买了38.1元的到杭州的联票，又买了7.6元的加快票，这样，凡是往杭州方向的火车，我随时可以上去。车票买好后，我又去旁边的邮电局给小王家里拍了电报。晚上11点左右，我们上了火车。这时小王的情绪比上午要稳定，但是话特别多，车厢里其他人都睡了，他还在说，我不能制止，就用手和他打招呼，让他声音轻点，估计周围的旅客也有些察觉，都比较宽容。第二天下午车到山海关了，他突然提出要去山海关玩，这可把我急坏了。但我没有发火，而是和他谈天说地，给他讲山海关的来历，讲李自成和吴三桂怎么在山海关打仗的，讲着讲着火车就过了山海关。这时，我对他说，回来时，我陪你去山海关玩，他很高兴，没有闹着要下车。

　　21日早上，我们到了天津火车站。我知道天津长途汽车站在火车站旁边，而且班车很多，决定坐长途汽车送他回家。谁料出了火车站。有人喊小王的名字，小王也高兴得跳起来，原来是他妈妈接到电报以后，让他舅舅带几个亲属专程赶到天津接站。他舅舅很热情，非要我去他家过年，被我谢绝了。临分手时，我让小王在他那张车票背后签了名字（回到连队后作为报销凭证，和余款一起交给财务）。

　　这时还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我和小王分手以后，再进入火车站候车室，很多旅客都回头看我，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时我看到对面走过来一个小青年，棉帽子歪戴，灰头土脸，棉袄脏兮兮，腰中间还扎根麻绳。我想，哪里来的这么一个怪物，谁想，我笑他也笑，我手指点，他也指点，我这才明白，原来镜子里的这个怪物就是我呀。从连队出发，我全程陪同小王，夜间他睡椅子上，我躺在车厢过道上，几乎没有合眼，没有洗过一次脸，也没有刷过牙，不变成“怪物”才怪了。我立刻去了盥洗室，经过一番整理，尊容才稍微好些。

　　中午，我跳上了哈尔滨开往上海的58次快车，在年卅中午到了上海。这时又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我坐的是下午4点左右上海到杭州的火车。在火车站广场候车时，我突然发现前面不远处的那个人很像是我的表舅，我平时喊他长娘舅，他当时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政治部的副主任。1969年夏，由于战备需要，上级要求团职以上干部的随军家属返回家乡，他送舅妈和两个表弟回杭州，那时我17岁，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我越看越像，可我的习惯是“不和陌生人说话”，他也看了我好几次，可能是我外形变化大，他也没有和我交谈。上车后，整个车厢只有3个人。我花了5角钱，吃了顿质量较好的盒饭，算是给自己过年。晚上7点半左右到了杭州，等我走进家门，亲人们在天井里放鞭炮，看到我回家，他们也都愣住了。我讲了回家的经过，还特意告诉我妈，今天下午在上海火车站前，我可能碰到了长娘舅，但我没有和他说话。大约是年初三下午，我从同学家回来，走进家门就看到了长娘舅，他指着我就说：没想到真的是你这个小鬼呀，我当时看看也眼熟，但我想不会这么碰巧，5年了，你个头也长了，我也不敢认你了。我们都笑了。

　　可我以后再也没有看到过小王。回到连队以后，徐连长告诉我，小王已经办妥病退手续回城了。按年龄推算，如今他也快七十了，也不知道他后来过得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