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荔红 文 |

　　在这本书里，我写下这些名字：卓别林、塔可夫斯基、小津安二郎、伯格曼、布列松、侯麦、罗西里尼、希区柯克，这些电影史上不可绕过的闪闪发亮的名字，他们创造传奇，他们自身就是传奇。在我的写作过程中，这些伟大导演的生平及其创造的影像世界在我脑海中闪回，他们的个性、独特风格、叙述口吻也一一呈现。选择书写他们，完全出于我的个人偏好。将这本书命名为《七个半导演》，仅仅是一种修辞，令人困惑的半个，是指希区柯克，其影片的悬疑性、故事性吸引了我。

　　未经世事之时，看卓别林电影，只觉得好笑、滑稽，充满欢乐。稍稍长大，再看，笑了也哭，感知温暖，也体会悲悯。每次看到同样细节，比如《寻子遇仙记》中玻璃匠夏尔洛与儿子逃避警察那场戏，儿子皮球般滚到父亲身边，好似有根线牵着，父亲拿脚踢开他却如粘糖怎么也甩不掉，都要笑；看《城市之光》中盲女摸着流浪汉夏尔洛的手，“认”出他，说“是你”，都要哭。正是卓别林的电影，让年少的我，最早体会到爱、温暖、怜悯，让那个南方女孩知道快乐本于悲伤，而悲伤都是为了寻求无尽欢乐；也正是卓别林的电影，让年过半百的我，渐渐衰老的我，体会到爱人与被爱，体会到更多的孤寂，四处弥漫着的不安与恐惧……

　　很长一段时间，我沉浸在独属于伯格曼的魔幻世界中，体会他的焦灼、紧张、幻觉，一个现代人的孤独感，精神的分裂隔绝，对宗教的恐惧痴迷，对情感的极端渴求，渴望抚慰、爱人与被爱……我试图贴近他，好像贴近我自己，试图倾听他的喃喃絮语，好像倾听自己内心……内心如深湖，如潮涌，如火山喷发……

　　我追随塔可夫斯基的“摄影机眼”：大风撼动枝叶起伏、荞麦田奇迹的颤栗的瞬间，隐约锯木声、纽扣掉落地板的有魂灵的声音，雨漏过窗台、渗进地板，渐暗的背景、起伏的白纱帘，巴赫、达芬奇在流动的影像中，焦灼的内心、莫名的恐惧、死亡与再生，神秘的宗教气息，蓝灰、暗绿或深褐色调，长镜头缓慢而通透地追寻、穿越俄罗斯忧郁而诗性的大地，骏马，水草，富有节奏地呼吸着的时间……追随塔可夫斯基的“眼睛”，如此幸福又痛苦。

　　我痴迷于小津安二郎的静而不寂、默而有声：阳光倾斜，在移门、窗户几经折叠，投入室内，光线显得特别透明，与格格窗、白色窗纱、窗前的花草，以及门窗外被光线雕刻的颤动的竹枝影子，形成一种空而不寂、不动如流的感觉。在貌似静默的空镜头中，微妙难言的情绪，悄然传达。

　　我如同埃里克·侯麦，午后三点钟坐在巴黎的咖啡馆吃点心，从咖啡馆望出去，窗外所有的一切都是迷人的，街道，车，人，尤其是女人。在这样散漫的午后，她们，孤独的，焦虑的，心事重重的，安祥的，匆忙的，有伴侣在身边甜蜜走过的，全都那么迷人……我既是一个被侯麦呈现的女子，又是一个旁观者，还是一个阅读者，我有着他的女人们所有的痴迷与困惑、期待与失落、爱与被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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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真？眼所见，耳所闻，我现实经历过的是真的呢？抑或屏幕上呈现的影像是真的？生活是真呢？抑或梦幻是真？有时，我更相信后者——在电影中，我穿越时空，经历重大事件，为情所感泪流满面，我有千百种身份，死过千百次，又复活了千百次。

　　但本雅明说：“没有一首诗是为读者而写，没有一幅画是为观看者而画，没有一部交响乐是为听众演奏。”因此，没有一部电影是为观众诞生的。唯其如此，每一个观众，都在重新创造一部电影。

　　我在我的电影院里，再造一个世界。在完成这本书的书写时，我在读汉娜·阿伦特的《黑暗时代的人们》，关于戏剧家布莱希特一篇中，有这样一句话：“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朴素地思考。朴素的思考，就是对重大问题的思考。”在书写这些伟大导演时，我试图如他们的影像书写一般，学会朴素地思考。

　　《七个半导演》，赵荔红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定价：8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