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夏辉 文 |

　　在这片神州大地上，许多诗词歌赋流芳百世。而众多流传于人们口中的民歌，同样也有着极强的生命力，成为后世学者最为珍视的研究材料。《庶民之声：近现代民歌与社会文化嬗递》便是一本系统整理近现代民歌研究成果的图书，由文学博士周玉波所著。读者能从中看到许多发自民众内心的朴素民歌——既有其朴素活泼之风格，又有其真挚饱满之感情。

　　司马迁曾言，“《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近现代的民歌也是如此，纵使创作者称不上圣贤，但也是性情中人，以强烈的朴素感情，创作了大量感情真挚的民歌作品。近现代民歌内容庞杂，其中的情歌最为精彩，恰如今日言情作品的流行。譬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上海，便涌现了不少都市情歌，既有旧式民歌——“正月里想我郎郎郎是新年，小才郎出外去到有大半年……十二月里想我的郎郎郎天竺果儿红，但听得门上铜铃儿响叮咚……”也有旧调填新词、颇具都市气息的新式民歌——“一请郎写情书，写封那情书呀与郎知，等郎三天郎未到，小妹那心中是要发痴。二请郎打电话……”还有山歌剧《王娇容游春》，将流行的明清戏曲故事融入民歌，如“纱窗儿外月影儿东，佳人猛见俏书生……从今后夜夜同床，作夫妻地久天长，这才了却相相相思怅”，表现了男女偶遇、男女私订终身等情节，这不仅是民歌形式的创新，也反映了普罗大众对男女感情的喜爱。

　　在形式不断发展创新的民歌中，不变的是穿越岁月仍可撼人心神的真情。除了男女感情，书中也不乏青楼女子的倾诉、寡妇的哀鸣、文人的劝民警句，向读者展现近现代百姓胸腔中溢满的情绪，读来颇为动人。

　　当然，民歌之情绪，并非唯一值得关注之事，在纷杂的现象背后，不同领域的学者，都能从中发现自己感兴趣的独特脉络。譬如抗战时期，出于抗战宣传需要，民歌成了重要的传播载体之一，推动全民抗战热潮的形成。在此期间，不少文艺创作者放弃了自己原来的创作，采用了自己过去“并不十分看得起”的创作手法——更为大众所接受和理解的文艺形式，如大鼓书、河南坠子等。对此，著名文学家老舍坦言：“现代我们死心塌地地咬紧牙根争取民族的自由生存，文艺创作必须深入民间……可是我们也确实认识了军士人民与二十年来的新文艺怎样的缺少联系。”由此看来，抗战民歌的研究，并不限于对于文学内容本身的研究，而可以延伸到抗战时期文艺工作者创作思想的具体探讨。

　　再如在明清性别研究中，来自青楼女子、帮佣大妈、做工阿姐等女性的民歌，也成为展示女性心理的重要样本。两汉期间的汉景帝刘启写过《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认为“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刘启在位期间，继承汉文帝黄老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指出编织精致华丽的丝带，是伤害女工的事。刘启反对过度奢侈精美的想法自然没有错，但在普通女性的个体视角中，与绣工艺相关的物件，则成为寄托厚重情谊的载体。《子夜四时歌》有云：“那能闺中绣，独无怀春情”“佳人步春苑，绣带飞纷葩”。“绣”系列民歌，体现了女性对绣工艺制品的个性审美，及其承载的情爱之意，与宏观视角下视绣物件为单纯工艺品的看法截然不同。

　　窃以为，民歌始终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因为我们可以直视第一手资料，尤其是近现代在语言风格上与今天略有差异的民歌，它们来自祖辈的真实吐露，不带任何虚伪的修辞。翻开《庶民之声：近现代民歌与社会文化嬗递》，一群人仿佛就在读者眼前歌唱，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下，倾诉着自己的感情，打动着今天的我们。

　　《庶民之声：近现代民歌与社会文化嬗递》，周玉波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0月第1版，定价：11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