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赣人 文 |

　　凛冽的寒风裹着雪粒，毫不留情在人们的脸上抽打着。开始的时候还有生疼的感觉，但不久便被麻木取代了。昏黄的灯光下，站台上密密麻麻的都是手提肩扛各式行李等候上车的人群，他们的脸颊红红的，头发湿湿的，头顶上冒着热气。此刻的他们已顾不上寒风的刺骨，早早地离开了候车室，翘首以盼地等待着列车的到来。

　　远处，一列绿皮火车正喘着粗气缓缓驶来，越来越近的轰鸣声让站台上的人群开始骚动起来。

　　人们蜂拥着跑向尚未停稳的列车，旋即车门就被人群堵得水泄不通。都是想赶在大年三十前回家的旅客。他们互相推搡着，拉扯着，任凭列车员吆喝，拼着吃奶的力气往车厢里挤去。一些身手敏捷的年轻人，干脆从半开的列车窗户中爬了上来。

　　他被人流裹挟着上了车。车厢里到处是人：有的在过道上席地而坐，有的蜷缩在座位底下，有的甚至在厕所里蹲着。污浊的空气让人透不过气来。他艰难地在人群中扭动着身子，挪过一个又一个车厢，好不容易挤到自己的座位旁边。

　　他的座位上，坐着一位看上去已年过七旬的大娘。见他拿着票过来，大娘旁边站立着的一位姑娘对老人说道：“奶奶，这是人家的座位，我们起来吧！”老人冲他抱歉地笑了笑：“对不起，小伙子，占用你的座位了，你坐吧。”说着扶着茶几慢慢地站了起来。

　　这是他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回家过年。远走他乡，远离父母，一人在外，那份孤独，那份思乡之情随着春节的临近越来越浓烈。一个月前，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托人写信给他，希望他能在除夕前赶回家和爸爸妈妈团聚。到家差不多要二十多个小时的车程。车票太难买了！卧铺票是不敢想的，即使是座位票，他也是托熟人好不容易才搞到手的。想回家和亲人团聚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春运期间，尤其是年三十前夕，要弄到一张车票，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排队一个通宵，说不定也只能买上一张站票。能上车，能在年三十前赶回家，已是心满意足了。

　　看着眼前这位颤颤巍巍站起来的老人，他犹豫着，没有马上坐下去。显然，这个老人连坐票也没有买到。她们从哪里上车的？目的地又是哪里呢？他转头问旁边那位年轻的姑娘。

　　她告诉他，她们是贵州人，这位老人是她的奶奶，前段时间因腰疼到孙女工作的城市来就医的。好在病情不像老家的医生说的那么严重，家里人总算放心了。本想早点回去的，但苦于一直买不到车票。她们那个着急啊：家里的小辈还等着给奶奶拜年呢。最后总算抢到两张票，可还没有座位。

　　这里到贵州可要三十多个小时的车程啊！没有座位，不要说一个老人（而且还是一个腰椎不好的老人），就是一个年轻人也会挺不住的！

　　混沌的空气让他昏昏沉沉，他的双眼开始沉重起来；内衣也已被汗水浸湿，后背透出一股股凉意。又累又困，他真想靠在椅子上眯一会儿。但看到眼前这位站立都还不是很稳的老人，刚才还在考虑要不要坐到座位上去的他不再犹豫了。

　　他对老人说：奶奶，您坐吧！我站一会儿。他又对那位姑娘说：你帮我照看一下行李，我去找一下列车长，看看能不能补上一张卧铺票？

　　卧铺票是在第二天的上午他即将下车时补上的，不过距老人下车还有十多个小时。那天晚上，他在过道的行李上坐了一个通宵，尽管他的腿第二天酸胀得站不起来，尽管老人和姑娘始终坚持要他到座位上去靠一靠。

　　列车到站时，晨雾还未散尽。他拖着酸胀的双腿挤出车厢。站台上有两个熟悉的身影正踮着脚张望——裹着褪色军大衣的父亲在寒风中显得那么单薄，母亲的红围巾在灰蒙蒙的站台上格外醒目。他们身后，县城老站台挂着的红灯笼，在寒风中轻轻摇晃。

　　“爸！妈！”他刚喊出口，喉头就哽住了。母亲小跑着迎上来，发间新添的白霜刺得他眼眶发酸。父亲接过他肩上的行李，粗糙的手掌在他后背重重拍了两下，就像小时候每次接他放学那样。

　　年夜饭的蒸汽模糊了窗上的冰花，火炉把整个房间烤得暖暖的。热气氤氲间，他想起了那位佝偻着腰的老奶奶。此刻她应该也到家了吧？孙辈们是否正围着她磕头拜年？

　　窗外的雪不知何时停了。母亲往他兜里塞着花生糖，父亲正往炉膛里添新炭。火苗蹿起来，映得墙上的全家福忽明忽暗——那是他上大学那年拍的，相框里的父母头发还乌黑着。

　　一个月后，他收到了那位姑娘的来信，信里夹着一张他们一家大年三十全家福的照片，照片中老奶奶坐在子孙们中间，笑得是那么开心；那位姑娘脸上也洋溢着灿烂的微笑，看上去有点娇羞，但更多的是妩媚……接着又来了第二封、第三封信，在第三封来信中，纸上没有写上一个字，只有三个大大的问号……

　　他一直没有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