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南频

　　拆迁办的电话打来时，我正在伏案写作。听筒里的声音带着机械的礼貌，说老屋的评估结果出来了，让我尽快回去签合同。我盯着纸上方方正正的格子，忽然觉得字里行间都长出了青苔。

　　老屋在镇郊的一片平地上，北窗外可见两座巍峨的龙窑，烧窑时火光红了半边天，开窑时叮叮当当的验货敲击声如同古老的编钟音乐悠扬回荡。村子里住着近百户人家，都是几代以陶为生，练泥的、做釉水的、制缸坛盆罐的、装窑的、烧窑的一应俱全，行行都有大师傅，最吃香的要数做紫砂茶壶的，还有在壶上刻字画的“大先生”。

　　村子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家家户户生活都比较富足，黑瓦白墙，有菜有粮。左邻右舍均似亲人，烧个好吃的送你、送他，碗里盛满一片温情。地方上重文兴教，也出了好多人物，成为老村人的美谈和骄傲。开发商来投资，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镇里的拆迁办牵头落实搬迁。老村人不舍，舍不得这份几代人的情感，就说等南频来吧，他在城里工作，有见识，他签我们也签。老乡们的器重给我出了难题。不管怎样，我还是放下手头工作，应约而去了。

　　走遍整个老村，很少见到儿时的伙伴，村屋大多租给外来务工者了，只有守村的一些老人蹒跚地游走在村道上，似乎在寻找心中的印记。拆迁办的人在临时搭建的板房里等着，桌上摊着厚厚的文件。我没细看那些条款，手指划过“房屋所有权人”几个字时，像触到了老屋冰凉的石础。有人递来红色的印泥盒，我把大拇指按下去，再抬起来，按在纸上的瞬间，我听见一声轻响，不是纸张的褶皱声，倒像是什么东西碎了。

　　离开板房，我往老屋走去。路上遇见婶婶，她挎着竹篮，篮子里是刚从菜地里拔的青菜。回来了？她问，声音涩涩的。嗯。我应着，没说签了合同的事。她叹了口气，说，你叔昨天还在修那扇木门，修好了说不定还能用上几年。

　　我打开老屋的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院里的老槐树被叔叔锯掉了，留下一个不太粗壮的树桩，截面是新鲜的白。祖母种的月季还在，许久没人浇水的样子。堂屋里，被祖父坐得发红的竹椅蒙上了一层薄灰。墙角的蛛网也蒙着灰尘，在穿堂风里轻轻地晃。我想起小时候，总爱盯着蛛网上的阳光看，看细小的尘埃在光里跳舞。祖母会在这时端来一碗糖水，甜味顺着热气窜进鼻子。楼上靠北的四架屋是祖父的书房，四周是用木板架起来的简易书橱，千余本发黄的线装书籍曾经齐崭崭地排列在这里。一张高脚木凳是祖父专门用来登高取书的，我把它带到了城里，一直视为传家之宝，也是我最珍惜的情感寄托。

　　我在木楼板上走来走去，楼板发出颤抖的声响，仿佛在与我轻声絮语。这间是我的婚房，窑上一起工作的李师傅手巧，买了一桶当时最时髦的荸荠漆，把我父母留下的家具全部刷了一遍，让他们成为新房里最亮丽的存在。山尖形的屋顶又旧又不好看，我们买了好几斤铅丝拉成平顶，上下两面糊上报纸，做成了划时代的天花板。谁知婚后不到一年，这天花板竟成了老鼠的运动场，一到夜晚，运动会就准时开始，让我啼笑皆非。而今，天花板零零落落地垂挂下来，似一次隆重的谢幕。

　　我魂牵梦绕的根在这里，一座老屋，一个村庄。几个月后，我特意绕路回去。老村不见了，变为一片开阔的工地。几十台挖掘机举着巨大的铁爪，在地上刨、挖、碾。轰鸣声震得地面发颤，空气里满是尘土和柴油味。我站在曾经是村口的地方，脚下是松软的土。有人说，老村的地基在地下三米深的地方。我想象着，地底下有青石板铺的路，被几代人的脚底磨得发亮；有井台，井绳在石头上勒出的沟痕光滑明亮；还有祠堂的石阶，祖父曾在那里教我背“人之初，性本善”。 还有啊，那些曾经和我亲近的人。初伯还在吗？他总爱在清晨用粗哑的嗓子唱年轻时的歌谣。卖豆腐的广叔，他的叫卖声穿过晨雾，在老村里回荡，木桶里的豆腐白嫩嫩的，带着卤水的清香。祖父和祖母一定也在那里，祖父坐在竹椅上，捧着本发黄的《东周列国志》，祖母为他缝补那件穿了一辈子的蓝布长衫。

　　挖掘机还在嘶吼，铁爪一次次扎进土里，又扬起，带着褐色的泥块。我知道，那些泥块里藏着老屋的砖，藏着老村家家户户灶台的灰，藏着我掉在院子里的乳牙，藏着无数个日子里的呼吸和心跳。它们被翻上来，又被碾碎，和别的土混在一起，再也分不出彼此。

　　老村最后的气息散在三月的风里。工地入口处偌大的广告牌竖起来了，一幅崭新的规划图醒目地展示在所有人眼前——天是匀净的浅蓝，楼是整齐的米白，步道绕着一片人工湖弯弯曲曲，湖边的长椅上，有两个模糊的人影。“春城”两个红色的大字亮得有些晃眼，和记忆里老村的炊烟，有了几分相似的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