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玉梅 文 |

　　从未想到有一天，户口会这么放开，甚至有农村户口热度超过城市户口的趋势。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虽住在城镇，但因户口在农村，便成了“小黑户”，没有粮油煤炭供给，全家一半人口要吃议价粮油，从四五岁开始，就清楚了自己的“小黑户”身份，懂得了生活的各种不易。上小学了，常常交不起每学期5元的学费，要去父亲单位打免费申请条。我怯怯地把免费条交给班主任，不敢抬头看老师。我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很珍惜，第一学期就加入了少先队，还选上了表演队队员。二年级，竞选上了全校批判小分队的宣讲员，不但在全校给学生们讲，还去矿里给大人们宣讲。矿长秘书听后特别高兴，还跟父亲说，你的小女儿最棒，年纪最小但口齿最清楚，长大了一定有出息！父亲听了笑得合不拢嘴。到了三年级时，我就当上了全校“六一”文艺汇演的主持人，成了一千多名同学心中的“小明星”。可我不喜欢众星捧月的感觉，依然独来独往。那时候放学早，同学们大都留在校园里跳皮筋、跳房子，我基本不参与，每天独自一人跑到学校后面的山上，扒上一整捆松针，或者迅速赶到炼钢厂后面出炉灰的地方，捡上一大篮煤渣，因为我知道家里没柴烧的难。每次交给母亲时，母亲总是欣喜地说：我的儿啊，真能干！

　　升入初一，我才一门心思专注起读书来，因为考上中专，是快速实现农转非的唯一途径。初二我考入年级的重点班，语文老师是一名上海知青，特别喜欢我这个语文课代表，过一段时间就把我叫到她宿舍，交给我一叠《人民文学》合订本，或者几本世界名著，给我这个“小黑户”开起了免费小灶。英语老师是上外毕业的“右派”学霸，班主任数学老师是省优秀教师。“小黑户”何其幸运，遇到了小镇最强师资阵容。正当我信心满满地准备迎考之际，却被告知要回户口所在地参加考试。父亲连忙请假回家乡丹阳中学联络，却被拒绝了，理由是不在丹中就读的学生，不接受参加中考。父亲急得几乎一夜白了头，从不求人的他四处托人求情，学校终于同意让我参加考试，前提是必须转入丹中就读一学期以上。

　　我迫不得已离开了最强师资班，转入乡里的中学。父亲骑自行车载着我，送我到四十里外的丹中就读。看着破旧且空荡荡的学生宿舍和几乎关不上的木窗，父亲的脸色异常沉重。再去食堂里看看，发现只有2分钱一份的青菜肥肉。父亲的眼圈红了，他最疼爱的小女儿要第一次离开他的视线，独自生活了。他万般不舍却无可奈何。此后，他常常下班后骑四十里的路，来给我送母亲做的菜，每到周末就早早地骑车接我回家。

　　对于新来的我，同学们很热情，常常有女同学主动留下来陪我一起住宿，其实她们家住得并不远，完全可以回家住。班主任老师起初并不热情，原因是我会占用了他们的预选名额。八十年代初的乡下，中专是要预选的，只有预考胜出才有资格参加中考。后来，班主任语文潘老师随机挑课文，让我与他最得意的班长李同学比赛，无论是《小石潭记》还是《岳阳楼记》我都随口而出，一气呵成，完胜李班长。潘老师赞许地说：读书就要像黄同学一样下苦功夫，要把底子打厚实！从此对我刮目相看。而数学老师也渐渐喜欢上了我，因为每次小测验总稳定在九十分以上。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去找校长，校长也终于同意让我破一回例，回到原来就读的中学，到预考时直接参加考试。两个月后，我又回到了当初的重点班继续就读。1982年的春夏之交，空气里充盈着麦子的清香，我怀揣着亲人和师长们满满的爱，走进了考场，不负众望，预选与正式中考都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成为当年丹中唯一一名应届生录取省中专的学生。

　　“小黑户”终于通过读书，顺利跳出了农门，成为一名具有城市户口的人民教师，并且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伴随自己向更高的境界攀登。